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12月13日，侵华日军野蛮侵入南京，制造了灭绝人性的南京大屠杀惨案，30万同胞惨遭杀戮。这一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是人类历史上十分黑暗的一页，是中华民族永远的伤痛。

80年前，南京保卫战最激烈的6个日夜，蒋介石身在离南京469公里的庐山，那里没有战火，也没有硝烟。

江苏省南京市航空烈士公墓牌坊，上有蒋介石书写的“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左右两侧为他题赠的挽联“英名万古传飞将，正气千秋壮国魂”

守不守

“呜——呼呜——呼呜——”91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葛道荣，惟妙惟肖地向我们模仿起防空警报声。这个声音在他11岁那年响起，此后永远地留存于他的记忆之中。

那是1937年8月，淞沪战役的序幕刚刚拉开，日军的20余架飞机就冲到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上空。第一枚炸弹在8月15日落下。光华门机场、中华路、雨花路、健康路、三山街……日机在南京闹市区上空来回低空扫射、投掷炸弹。许多南京人甚至来不及做出躲藏的反应，只是惊愕地望向天空，就失去了生命。一日之间，古都沦为火海。此后，防空警报时时响彻在南京上空。

1937年7月17日，“ 七七事变 ”后，蒋介石（1887年—1975年）在庐山发表讲话，号召全国军民抗日

在日军的炸弹下，蒋介石也不得不东躲西藏。他每天轮换着在清凉山、中山陵四方城、中华门城堡等处办公、休息，不得安生。相比之下，民众的适应力是惊人的，墙圮壁颓中，南京人迅速恢复了生活的节奏。当时有外国记者写了一篇报道《南京在空袭下》：“南京的居民，现在是那么的习惯于日本飞机的空袭了……一听警号响起，都那样谈笑自若地走入地窟中，互相估计被击落的日机的数目……在这样的情形下，日机要达到他们的‘炸毁南京’的目的，那真是谈何容易……南京虽然时时有炸弹袭来，然而南京的居民，却镇定得如同住在上海租界上的人一样。”

11月11日，上海市市长发表告市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这意味着南京保卫战被提上日程。但当时在国民党高层中，南京是弃是守，意见不一，蒋介石也拿不定主意。”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蒋介石研究者杨天石这样说。

蒋介石在他位于南京中山陵的官邸连续召开了三次高级幕僚军事会议——在会议上，蒋介石不仅决定了南京的前路，还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第一次高级幕僚会议是11月13日至14日，出席会议的只有军政部长何应钦、军事委员会常委白崇禧、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大本营作战组组长刘斐等。刘斐在会上力主“象征性的防守”“守是守不住的”，应该“适当抵抗之后就主动地撤退”。他的意见得到了白崇禧的支持，何应钦和徐永昌也随即附和。眼见倾向弃城的意见一边倒，蒋介石只得表示：“南京是国际观瞻所系，守是应该守一下的，至于如何守法，值得再加考虑。”

第二次会议是11月15日至16日，除了前次参加者外，又增加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军委会执行部主任唐生智、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等人。在这次会议上，主流意见还是弃城。李宗仁视南京为战术上的绝地，“敌人可以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不主张死守南京”“让他徒得南京，对战争大局无关宏旨”。倒是唐生智态度坚决地表达了反对：“南京是我国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因此非死守不可。”蒋介石总算听到了守城的意见，但仍犹豫不决，难下定论，只是说：“孟潇（即唐生智）的意见很对，值得考虑，我们再研究吧！”

第三次会议在11月18日晚上召开。这一次蒋介石不再听取众人的意见，开门见山地说：“南京是我国的首都，又是国府所在地，经过十年缔造，为国际观瞻之所系，又为国父陵寝所在，断不能不战而退，拱手让敌，这样对国内外都说不过去，应当死守。”众人闻言，赶紧附和，守城决策一锤定音。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王卫星对记者解释道：“蒋介石要通过守卫南京向国际社会、中国民众表明政府绝不屈服和投降的态度。如果他主动放弃，会在政治上造成恶劣影响，对民众的抗日决心也是沉重打击。其实单纯从军事层面上考虑，保卫南京是一场必败的战役，但从政治上考虑，这是一场必败也必须要打的战役。”

蒋介石随即问道：“谁负责固守南京为好？”回应他的，是死一般的沉寂。蒋介石不得不激将道：“如果没有人守，我自己守。”此言之下，唐生智站出来表示：“委员长，若没有别人负责，我愿意勉为其难，我一定坚决死守，与南京城共存亡！”